年末，五位嘉賓在中國收視率最高的國家電視臺分別作主題演講。很巧合的是，其中的四位主講嘉賓都重點提到了同一個問題：減稅。
他們分別是劉明康、柳傳志、樊綱、陳志武，角度雖有不同，但觀點較為一致：當前，中國的稅負水平太高了，應當減稅。
不過，這與有關部門的主流觀點并不一致。盡管不同主管部門給出的數(shù)據(jù)并不一致，但立場結論相同：中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。
事實上，在牽涉到每一個人利益的稅負問題上，民間感受與官方立場的相左一直存在，但在2011年的一整年，這種矛盾和沖突的尖銳化多少令人有些意外。
12月11日，財政部剛剛公布，2011年前11個月的全國財政收入97309億元。全年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已無懸念。
這必將在統(tǒng)計上推高早已招致頗多非議的宏觀稅負水平。
樊綱說，財稅改革確實到了一個新的時候。劉明康主張，政策性、結構性的減稅規(guī)模應當有所擴大。
12月14日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布：財政政策要繼續(xù)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。
盡管不同立場之間關于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爭論，仍未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，也許永遠無法取得一致意見，但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稅制改革的共識。
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說：我們已經有必要，也有能力實施較大規(guī)模的減稅了。
稅負痛苦嗎？
“2010年的中國財政預算內稅收相當于同年4.3億倍城鎮(zhèn)居民的人均收入，14億倍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。”
今年9月，或許就連美國《福布斯》自己也未曾料想，該雜志 2009年的一則“舊聞”——“中國稅負痛苦指數(shù)世界第二，僅次于法國”，竟再次引發(fā)國內輿論的廣泛爭議。
關于稅負問題的敏感與矛盾可見一斑。
官方很快予以回應，財政部有關人士認為，福布斯所提的稅負痛苦指數(shù)在反映稅負高低問題上存在缺陷。該負責人同時表示，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(tǒng)計口徑，2009年的宏觀稅負為25.3%，低于當年世界各國36.4%的平均水平。從而得出結論，中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。
這個結論似乎并沒有為大眾所接受。而且，財政收入結構的復雜，也讓統(tǒng)計變得繁難，即使是來自官方的統(tǒng)計，也會因為統(tǒng)計口徑的不同而出現(xiàn)不同版本。
早在2010年《福布斯》發(fā)布的榜單剛出爐的時候，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即刊長文對“中國稅負痛苦指數(shù)世界第二”的說法予以駁斥。他在文中指出，按照中國現(xiàn)行各類預算管理制度規(guī)定，并以2009年數(shù)據(jù)測算，中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7.5%；加上政府性收費和基金等非稅收入，宏觀稅負約為30%(其中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4.2%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占3.8%)。
而根據(jù)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，中國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%左右，高于發(fā)展中國家適度稅負率18%～25%的范圍。
周天勇曾專門研究財稅體制改革，他所指的政府實際全部收入，除公共財政收入之外，還包括收費、罰沒、土地出讓金、探礦權和礦產開采權拍賣和出讓、社保費、國有企業(yè)上交利潤、彩票發(fā)行等等方面。
“所有這些全部算上，占GDP的比重或達34%～35%，這個比例負擔確實太重了。”周天勇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說。
事實上，在中國，除了兩個法定的征稅部門——稅務局和海關，工商、環(huán)保、質監(jiān)、公安、海事、城管等眾多部門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費名目，這部分的支出不僅名目繁多，而且負擔沉重。
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根據(jù)最近的統(tǒng)計測算了一下，“中國今年的預算內和預算外財政稅收全部加在一起，大概是GDP的35%。”
民間的測算與官方的數(shù)據(jù)相差甚大。
肖捷在前述所撰文章中解釋，有的研究機構和學者根據(jù)相關數(shù)據(jù)分別測算或估算中國目前宏觀稅負水平比30%要略高一些。其中可能存在數(shù)據(jù)轉換口徑的差別，或者沒有完全剔除關聯(lián)數(shù)據(jù)之間的重復計算因素。
高培勇傾向于用較寬的口徑與國際作比較，得出的結論是：目前，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雖不算低，但絕不是世界最高的，低于工業(yè)化國家平均水平。
僅從統(tǒng)計上看，中國真實的稅負水平究竟是多少，稅負水平究竟有多重，成為了“羅生門”，民間與官方之間很難達成一致意見，爭論從未曾停止。
然而，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在過去的那些年，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高于GDP、企業(yè)利潤和居民收入的增長。這個趨勢必然使國民收入的分配越來越向政府傾斜。
“自 1994年之后，在稅收收入增長持續(xù)快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，宏觀稅負水平肯定會呈現(xiàn)逐年提高的景象。這是必須承認的基本事實。”高培勇說。
根據(jù)陳志武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，僅以預算內財政稅收算，1995年的時候，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于GDP的11%，而到了2010年，則已經相當于GDP的21%。在過去15年里，中國的稅負越來越高，相對的財政稅收負擔幾乎翻了一倍。
他作了一個換算：2010年的中國財政預算內稅收相當于同年4.3億倍城鎮(zhèn)居民的人均收入，14億倍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。
這一換算相當直觀地反映了人們的稅負感。如果此時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沒有隨著稅收的增長而相應提高，后果可想而知。
減稅怎樣才合理？
“收入越高的人，流轉稅的稅負越輕，這極易導致不公平，加劇貧富差距。”
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一種共識。
但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?？磥恚?ldquo;現(xiàn)在進行結構性減稅，并不是認為稅負過高的這幫人勝利了。這只是一種財政的手段，是為宏觀大局服務的財政手段。”
如果說稅負是否過高尚無定論的話，那么，以增值稅、消費稅和營業(yè)稅為主的流轉稅體系所導致的稅負分布不均衡、稅制結構不合理幾乎已無爭議。
在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，國家財政十分緊張，財力匱乏，于是在稅制的設計中選擇了較易實現(xiàn)收入的流轉稅為主體，突出了增值稅、營業(yè)稅和消費稅的地位。
僅以2010年為例，增值稅占去了全部稅收收入的39.5%，消費稅和營業(yè)稅分別占比 9.9%和14.4%。
流轉稅的特征是在生產至銷售的整個過程中環(huán)環(huán)征收，過于倚重流轉稅帶來的弊端是，稅賦或許會重復征收，并在最后進入商品和服務的價格，成為影響物價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由此，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格局，亦是控制通貨膨脹、調整經濟結構轉型所需。
對于縮小貧富差距來說，“富人的消費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是比較低的，而現(xiàn)在我們主要的稅賦是對消費征收，而非來自于收入環(huán)節(jié)。”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舉例，一個月入1000元的人，基本生活消費需支出800元，流轉稅賦以10%征收為80元，占收入比為8%；一個月入一萬元的人，基本生活消費需支出5000元，流轉稅賦以10%征收為500元，占收入比僅為5%。
“收入越高的人，流轉稅的稅負越輕，這極易導致不公平，加劇貧富差距。”張斌認為，流轉稅的稅負太重了，作為一個結構性的調整，應該降低流轉稅的稅負。
作為官方的用語，“結構性減稅”首次出現(xiàn)在了200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。彼時，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，中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。作為配角，“結構性減稅”在以增加政府支出、擴大公共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操作中扮演了輔助角色。
3年以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，“結構性減稅”取代“增支”成為了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。
所謂的“結構性減稅”，有別于全面的、“一刀切”式的減稅，指的是為達到特定目標而針對特定群體、特定稅種來削減稅負水平。
雖然仍難言盡如人意，但在2011年，中國政府開始了密集的減稅：2月25日，《車船稅法》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，原來“一刀切”的征收方法變成按排量大小分檔計征，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；9月1日，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后，個稅起征點從2000元調整為3500元，全國有6000萬人不需繳納個稅；11月1日起，針對小微型企業(yè)的增值稅、營業(yè)稅起征點大幅上調……
其中，在整個稅收體系中占比最大的增值稅成為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對象。
自明年1月1日起，上海市的交通運輸業(yè)和部分現(xiàn)代服務業(yè)正式開展營業(yè)稅改征增值稅試點。
毫無疑問，營業(yè)稅改征增值稅必將減輕企業(yè)的稅負。但何時將全面推行仍是未知之數(shù)。這意味著全國其他地方的服務業(yè)分享減稅的成果仍顯遙遠。
“因為到現(xiàn)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。減稅的方向是肯定的，但減多少不知道；稅改的力度也是肯定的，但具體到什么程度不知道。只能是一步步往前走。”劉尚希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說。
從這個角度看，增值稅擴圍改革的腳步不可能太快。但此前一直停留于口號的“結構性減稅”正在一點一點變?yōu)楝F(xiàn)實。
不過張斌認為，這種結構性減稅的力度仍顯不夠。“規(guī)模還可以再大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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