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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稱收入分配改革應保證“富不過三代”

2012-11-22 17:14:48  來源:新京報   作者:佚名   閱讀: 張家界日報社微信

     對于媒體和社會大眾而言,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(zhí)行副院長劉勝軍并不陌生。

      劉勝軍是“微博控”,幾乎每天能發(fā)幾十條微博。他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“劉勝軍改革”。他對自己的定義是“公共知識分子”。在他的微博簡介里這樣寫道:吳敬璉:中國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。“其實,改革不是‘能不能’的問題,而是‘愿不愿意’的問題。正所謂,孟子云:王之不王,非不能也,乃不為也。”他說,“中國社會改革到今天為止,我們主要的障礙已經不是意識形態(tài)的障礙,而是利益的障礙。”

      在中國諸多經濟學家里,劉勝軍最尊敬吳敬璉,因為他認為吳敬璉是中國經濟的良心,能夠拋開個人的利益,從對國家經濟負責的角度去思考問題,并且把這些話說出來。“以吳敬璉為代表的這些可敬的老人,仍為改革呼吁奔走,代表了一代人‘歷史深處的憂慮’,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。”劉勝軍說。

      今年8月,劉勝軍發(fā)表博文《致郭樹清主席的公開信》,呼吁證監(jiān)會應下決心來一場“靈魂深處的革命”,進行制度性救市。

      十八大召開之前,記者在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見到了劉勝軍。

      “如果說,過去十年是“聚精會神搞增長”的十年,下一個十年則必須是“重啟改革的十年”。”他說,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重組,意味著巨大的阻力。而中國改革出現困局的一個原因在于,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經成為核心問題,要政府自我改革、放棄過大的權力,這也是一場“靈魂深處的革命”。

      劉勝軍表示,當前正在面臨經濟增長的轉折點,傳統(tǒng)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(xù)的,要重視GDP增長與保護環(huán)境的平衡。改革至今,一些過去的提法已經變得不再合適,甚至是誤導。但是如今如果只有口號但缺乏行動,或者打著改革的旗號擴權,是最危險的傾向。

      十八大之后,劉勝軍發(fā)微博闡述了“我的未來十年十大心愿”,迅速被廣泛傳播。這十大心愿包括:不用再到海外買嬰兒奶粉;能在大超市買到安全的食品;白領不再淪為奴;環(huán)境污染不再惡化;貧富差距不再擴大;企業(yè)家不再忙著移民;裸官不再增多;股市從圈錢機器變成價值創(chuàng)造場所;不再“拼爹”,機會公平;對公權力的約束取得顯著進展。

      在他看來,這“十大心愿”都是需要切實改革、改變的實際落腳點。

      核心觀點

      解決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要保證兩點:第一是機會公平,第二個,要保證“富不過三代”。這里所說的“富不過三代”是指這個社會結構不會固化,這樣才有奮斗的動力。怎么做到富不過三代,就是遺產稅。

      一分為二看“刺激”

      新京報:有種說法是宏觀調控帶來了一個新型的“經濟周期”,你怎么看?

      劉勝軍:過去歷史經驗表明,比如說西方唱衰中國的時候,中國總能夠絕地反擊把經濟再救活,我想中國還是有這個能力。

      但是對調控的負作用確實要重視。以2008年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為例,你不能對它要求完美。從當時的情況來看,4萬億計劃確實有它的合理性,但是為什么4萬億計劃會引起這么大的爭議?很多主流經濟學家持反對或者批評的意見。其實是大家沒有把這個問題區(qū)分開看。區(qū)分開就是講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,不僅要考慮要實現的效果,還要考慮到決策會引起的連鎖反應。

      新京報:經濟刺激會引起什么樣的連鎖反應?

      劉勝軍:最大的連鎖反應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萬億的刺激計劃。

      我們知道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,最難解決的問題是體制性的問題——“一管就死,一放就亂”。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?就是因為社會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義上市場經濟主體,比如說地方政府、國有企業(yè),包括我們原來在90年代的銀行也不是真正意義的商業(yè)銀行。這種情況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慮后果,就會導致我們經濟過冷或者過熱,這是我們經濟周期起伏的一個體制性的根源。

      原本以為通過這么多年的改革,已經解決了這個體制性的問題,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連三的萬億級別的投資計劃告訴我們,這個體制性的隱患還是存在的。地方的問題從根子上講還是銀行的配合,因為地方政府是沒有錢的,這些錢都是銀行的信貸。在這一輪擴張中,你看銀行信貸的增量,2009年、2010年突然爆發(fā)。再看這兩年外資銀行的信貸情況,貸款規(guī)模不僅沒有增長,有的還在收縮,和中資銀行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
      “花錢”常伴隨著尋租

      新京報:外資銀行的信貸投放能說明什么問題?

      劉勝軍:外資銀行是以風險為導向,知道在這樣大的刺激過程中,可能會有很多低質量項目出來。中資銀行考慮問題不一樣,中資銀行做事情保證這件事情是“政治上正確”的,其他事情并不重要。

      每一次經濟刺激計劃,對于一些地方政府、國企、銀行而言,就是一次花錢的機會。花錢的機會意味著什么?意味著腐敗的機會。每一次花錢的過程,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國企掌握這個資源,投資的效率和體制損耗非常大,這里面尋租空間是巨大的。這是我們目前經濟面臨挑戰(zhàn)的根源。

      新京報:當前經濟增長放緩與經濟刺激存在因果關系嗎?

      劉勝軍:“花錢”失控的后果是什么?后果就是通貨膨脹上來了,地方政府務失控,價再度飆升。在這種情況下,又倒逼決策層采取急剎車,例如一些高鐵項目暫停,銀監(jiān)會開始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債務、房地產調控……這一輪組合拳下去,通貨膨脹是下去了,但是經濟也下來了。

      為什么經濟會下來?這就回到我們中長期問題,中國經濟是高度依賴投資的。中國投資率在2010年達到49%,也就是投資占GDP的比重。這么高的水平在全球世界經濟史上都非常罕見。因為這么高投資率,加上這一輪急剎車又是在打擊投資,所以我們經濟開始下滑。

      在政府投資中,需要注意兩個問題:第一,經濟資源總是稀缺的,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,假設政府有10萬億,在短期內應該怎么去花這個錢。不是說修地鐵、高鐵應不應該,而是說有沒有更應該花的項目,如教育、醫(yī)療、養(yǎng)老。

      第二,任何一個事情都要考慮它的成本。例如高鐵項目,如果以市場方式去做,成本會不會更低一些?當然,我只是假設,因為沒有辦法去驗證。但是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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