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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書》、《詩經(jīng)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等典籍中都有關于疫情的記載?！段逍兄尽份^為詳細地記載了傳染病的發(fā)生和防治情形。從各種文獻記載來看，我國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結合，尤其在國家安定、力量較強的時期，對傳染病的控制最為有效。
東漢時期是我國疫病流行的爆發(fā)期，在其立國195年時間內，見諸史冊的大型疫病爆發(fā)就有40余次之多，平均4至5年就大規(guī)模爆發(fā)一次，如東漢初年“揚徐部大疾疫，會稽江左甚”、“會稽大疫，死者數(shù)萬”，東漢中期“安帝初，天災疫”、“會稽大疫”、“京師大疫”。
《三國志·蜀書》中記載：“會曹公軍不利于赤壁，兼以疫死”?！度龂尽侵鱾鳌分幸裁枋觯骸肮珶溆啻耍孔漯囈?，死者大半”， 曹操“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”，可見曹軍的糧草后勤依賴于水路運輸，“火燒赤壁”燒掉了曹操的運糧船，隨之而來的缺糧以及疫病爆發(fā)，造成了曹軍大規(guī)模損失。著名的“七步詩人”曹子建記載得尤為詳細：東漢末年建安22年（公元217年），中原傳染病大流行，曹植《說疫氣》中形容，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號泣之哀?；蜿H門而殪，或覆族而喪?！?br style="box-sizing: border-box; outline: none !important; padding: 0px; list-style-type: none;"/>
上世紀70年代，考古人員在亳州鳳凰臺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座東漢晚期貴族墓，墓主人為丁崇，經(jīng)研究推測為曹操夫人丁氏的族人，是當?shù)赝?。這座墓葬中出土了許多刻有漢字的墓磚、玉器等文物，內容深刻反映出當時動蕩的社會狀態(tài)。而其中一對共刻有66字的玉制文物，真實反映出古人對于疫病流行的恐懼心理。其四面均刻有銘文，一件上刻有“正月剛卯既央，靈殳四方，赤青白黃，四色是當。帝命祝融，以教夔龍，赤蠖剛癉，莫我敢當”34字，因首句中“剛卯”字樣得名”剛卯“。另一件上則刻有“疾日嚴卯，帝命夔化，填璽固狀，化茲靈殳。既正既直，既觚既方，赤疫剛癉，莫我敢當”32字，因首句“嚴卯”字樣得名“嚴卯”。 銘文中的“赤蠖、赤疫”指的是給人傳播疫病的惡鬼，而剛癉就是勞累過度導致的疾病，兩者合用泛指流行疫病。每個銘文的最后一句皆為“莫我敢當”四字，意為這些疫病在“祝融、夔龍”等神明的庇護下會遠離佩戴之人。佩戴剛卯和嚴卯蘊含了古人希望遠離疫病的美好愿望，據(jù)史書記載，東漢時期上至百官大臣，下至讀書之人皆佩戴之，可見其盛行一時，而這也反映出東漢時期疫病大規(guī)模流行的實況。
在長期與自然界斗爭的過程中，人們總結出了豐富的防疫經(jīng)驗，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防疫措施與方法，有些至今還流行。蟲蟻、鼠是一些傳染病的傳染源，給人類帶來了極大危害，在周朝的時候，人們就用含有碳酸鈣和磷酸鈣的牡蠣及草木灰來防疫殺蟲，《月令輯要》一書記載：“北人二月二日，皆以灰圍室，云避蟲蟻，又以灰圍倉，云避鼠也?！痹诠?世紀，秦朝政府制定了指定醫(yī)生檢查麻風病人的專門法律。
先秦時期，人們意識到家禽、牲畜和傳染病的關系，開始實行人畜分離，為牲畜設立單獨的“圈”。此外，古人對于飲用水源的保護也極為重視，例如為井加欄、上蓋，以防止蟲、鼠等掉入，明徐光啟《農政全書》有載“冪（蓋）防耗損，亦防不潔”說的便是這個意思，在疫病爆發(fā)時，也會將藥物直接撒入井中用來防疫。到東漢時，人們已養(yǎng)成了不食病死牲畜的習慣，如張仲景的《金匱要略·禽獸魚蟲禁忌并治二十四》中便有“肉中有如朱點者，不可食之”、“六畜自死，皆疫死，則有毒，不可食之”的記載。
先秦時，開始采取將傳染病人隔離的措施，在《睡虎地秦墓竹簡·法律答問》中，秦朝便有將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“癘所”居住的規(guī)定，凡麻風病人都要送往“癘遷所”隔離起來。關于隔離觀察治療的最早詳細記載見于《漢書·平帝紀》:“元始二年,旱蝗,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為置醫(yī)藥?！?晉朝為保護皇帝及朝廷官員，規(guī)定官員家中發(fā)生傳染病，如有3個以上的親屬被傳染，即便官員自己沒有被傳染，也不得入宮，為期100天。而到了南北朝時期,則已成為制度。蕭齊時,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——六疾館，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。
關于防疫，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努力從未中斷。公元568年，河南汲郡首次出現(xiàn)了寺院傳染病院。在西山寺，僧人們設立病房，“收養(yǎng)癘疾”患者。北魏先“于別坊遣醫(yī)救護”，后又成立醫(yī)館。南齊還出現(xiàn)了私人醫(yī)院，以彌補國家力量的缺失。隋朝與秦類似，專門為麻風病人設立“癘人坊”。唐朝時，疫情發(fā)生后，政府采取贈藥、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曉諭藥方的辦法來加以控制。寺院中設立醫(yī)院也很盛行，武則天還設專使加以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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