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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米袋子系在別人腰間:大豆及三大主糧依賴進口

2013-12-10 09:10:22  來源:財經雜志  作者:  閱讀: 張家界日報社微信

      而上述扶持政策的主要資金來源,目前共有三種:一、糧食風險基金。1994年建立,初衷是用經濟手段穩(wěn)定糧食市場,防止價格大幅度波動。這筆基金由中央財政預算和地方配套資金共同組成。這筆基金的主要列支對象包括對農民的直接補貼等各項;二、中央財政性轉移支付。在實行新的糧食支持政策后,為緩解產糧大縣財政困難,從2005年起中央財政對產糧大縣進行獎勵。獎勵資金作為財政轉移性支付,由縣財政統(tǒng)籌安排使用;三、中央財政專項補貼。對于中央儲備糧油的貸款利息、最低收購價收購糧食儲存期間的保管費用和利息,以及公開銷售的虧損部分,由中央財政專項進行補貼。

      中國糧食扶持政策的不足

      首先,支持方式需要進一步完善,糧食增產增收政策目標有待加強。目前的糧食補貼政策在運行中沒有與糧食生產掛鉤。從成本上來看,計稅面積方式比較簡單,但不利于增加糧食供給。

      其次,糧食補貼標準偏低,支持政策力度不夠。一是用于糧食直補的糧食風險基金地區(qū)間差異較大;二是農資價格變化與農資補貼的動態(tài)調整機制尚未建立;三是支持政策覆蓋范圍不廣。如最低收購價政策在有的地區(qū)啟動,有的則不啟動,種糧農民利益得不到保證。

      第三,政策利益主體多元化,糧食支持政策執(zhí)行成本高。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社團組織不發(fā)達,把一定數額的直接補貼發(fā)放到數量龐大的農民手中的行政組織成本較高。每年數百億元的補貼,最后到農民手中僅是每畝地十幾或者幾十塊錢。其次,政府實行糧食價格支持政策,一方面在增加農民收入和抑制通脹、控制物價的雙重壓力下,增加了調控政策的難度;另一方面,國有糧食購銷企業(yè)作為最低收購價政策的載體,承擔政策與市場的雙重職能,轉移了企業(yè)外部市場競爭壓力,弱化了企業(yè)的競爭意識。同時由于其干預正常的市場價格,政策力度很難把握,對企業(yè)改革和市場機制作用又產生了負面效果。

      第四,糧食支持政策機制還需完善,糧食支持政策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。最低收購價為主的糧食價格支持政策,受到了地方政府和農民的歡迎。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,主要是最低收購價格水平的高低確定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。如果某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格水平偏高,中央和地方儲備企業(yè)入市后,影響了其他市場主體的正常經營;反之,如果某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格水平偏低,農民不能得到有效保護,可能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。此外,最低收購價政策的費用補貼機制和監(jiān)管機制等仍需進一步完善。

      高補貼是方向?

      針對上述種種問題,有人建議,應“以高補貼應對高成本,化解高風險,突破瓶頸制約”。

      但不少權威人士認為,這種提議的可實施性其實非常有限。因為,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做出的承諾,中國對于農業(yè)的補貼,不得超過其當年農業(yè)生產總值的8.5%。在此范圍內,為進行農業(yè)政策補貼的微量允許空間,如是則形成了農業(yè)補貼的“天花板”。

      按照國研中心《中國糧食調控》一書計算,中國2010年農業(yè)總產值為62897億元,其補貼微量允許空間為5346億元。測算表明,目前中國糧油產品的價格支持,除稻谷、小麥還有一定空間外,其他已經逼近世貿組織允許進行補貼的上限。

      即使是稻谷、小麥這兩個品種,微量允許空間也分別僅有323.89億元和141.40億元。一旦啟動干預性收購,就有可能突破微量允許水平。這意味著,今后中國基本沒有通過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購價、臨時收儲價來提升國內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可能。因此,尋求其他輔助手段,勢成燃眉。

      廣義的中國糧食調控手段,主要包括價格支持、直接補貼、糧食儲備、政策性糧食銷售、糧食加工產業(yè)政策、糧食進出口調節(jié)、糧食市場行政干預等。

      這套體系逐漸建立的起點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,其加速發(fā)展則受益于2004年起中國開始實行的糧食市場化改革。自此之后,中國逐步開始對種糧農民給予直接補貼、農資綜合補貼、良種補貼等補貼,并開始對主要糧食產品稻谷和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。

      2008年以來,中國又開始對主產區(qū)玉米、大豆、油菜籽實行臨時收儲措施。以此為標志,中國以補貼和價格支持為基礎的糧食調控制度得以基本建立。

      財政部財科所一份報告指出,中國糧食調控制度有幾個特點:一是價格支持政策成為補貼支持農業(yè)的基礎性措施;二是政策性補貼由流通環(huán)節(jié)轉向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,對農民直接補貼逐步成為支持農業(yè)的重要方式;三是農業(yè)補貼總額和支持水平大幅度提高;四是農民負擔大幅度減輕。

      但結合實踐經驗來看,這套體系仍存在一系列亟須調整的地方。

      首先,中國的農業(yè)補貼分散到每個農民身上的數量有限,已出現“中央當投入、農民當收入、地方當負擔”現象。

      以2011年三項糧食直補為例,其總額已占到了每畝耕地凈利潤的30%,在農民收入中,補貼收入已占到了總收入的8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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